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大褂，袖口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棉絮，桌上堆满了手写的讲义和标本瓶，瓶子里泡着各种认不出名字的生物组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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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郑允文同志吗？”沈长文站在门口问。

中年人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。

他面容清瘦，眼眶微陷，一看就是长期熬夜的人。“我是郑允文。您是？”

沈长文出示了证件，“帝都公安局，沈长文。郑教授，有件事想跟您谈谈。”

郑允文把他让进办公室，搬了把椅子过来，顺手把桌上那摞讲义往旁边推了推，腾出一块地方。

沈长文没有坐，而是走到门口把门关严实了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窗户。

郑允文有随手记录的习惯，坐定之后，他抬手拿起了铅笔。

“不必记录。”

沈长文道，“郑教授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个组织保密的工作项目。这个项目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，你是通过政审才被批准的少数专家之一。”

郑允文放下手里的铅笔，脸上的表情认真了起来。

“什么项目？”

“具体内容在签署保密书之前我不能透露。”

沈长文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，“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个涉及生命科学前沿的研究项目。如果你愿意加入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所有研究工作都将纳入绝密管理。你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工作内容，包括你的家人、同事和学生。”

郑允文拿起那份保密文件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这不是保密协议，这是保证书！

但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，泄密按叛国罪论处。

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。

然后郑允文把文件放回桌上，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，重新戴上。

“沈同志。”

他说，“我是抗战前从美国回来的。那时候很多人都劝我留在美国，说国内条件太差，做不了研究。我跟他们说，正因为做不了研究，我才要回去。国家需要的东西，总得有人去做。”

他从胸口的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，拧开笔帽，在保密书最后一页的签名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我加入！国家让我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”